在急诊的战场上,医务人员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与其说是麻木不如说是生命不仅仅需要他们有悲天悯人的慈爱之心,更需要他们能冷静、专业、执着。如果被查实是“中东呼吸综合征”或其它传染性疾病,与患者亲密接触的医生、护士们,又会如何?
谭明明(医生):下午我穿上厚厚的防护服,进去隔离病房。院长陈昕昳郑重告诉我说疾控中心的专家认为患者为传染病的几率很大,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说一点都不怕,有点自欺欺人。因为我知道如果实验室检查最后确诊是“中东呼吸综合征”,我被传染的可能性极大,昨天晚上抢救的时候,我没做任何标准防护,一开始还带着口罩,但后来做气管插管,觉得带着口罩不方便,甚至连口罩都松开了。但无论怎么说,默罕默德需要医生,而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一直在直接接触他。而且退一步来讲如果真的是传染病,它也有时间性、毒性、传染性、自身免疫力等多因素决定是否会发病,所以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值班为异国他乡的患者做好一个医生能做的一切吧。
12月9日凌晨4:00,副院长王军伟发短信过来说能查的传染病已经查了,应该不会是传染病,告知一起值班的姐妹们,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着,并且为患者祈祷着,希望奇迹发生!
娄莉莉(护士):怀疑MOHAMMED是中东呼吸综合征,医院决定马上转运到隔离病房,院长陈昕轶,副院长王军伟,主任曹公银,护士长裴君霞顾不上穿上隔离防护衣立刻冲上前一起搬运患者。我站在一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蓦然,泪光涌现,我内心的纠结与矛盾挥洒而去,立刻准备好氧气,微泵,呼吸皮囊等物品准备转入感染科。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120来的小姑娘奚秀秀。姑娘稚嫩的脸庞告诉我她并不完全知道我们所要面临的是一项什么挑战。她问我,如果这位患者真的是传染病,我们会怎样?她的担忧也是我的顾虑,但我不能让她再度恐慌。我说,看我们的院长和护士长都可以不穿隔离衣看他,接触他,诊治他,在他生命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我们应该坚信我们的“积德行善”会给我们好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而我,作为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我的情感就像过山车一样令人疲惫与彷徨。作为一名妻子,为了不让同样学医的丈夫过度担心,我故作轻松地告诉他:我在开会会晚些回家。我相信他一定能明白这里需要我。
进入隔离病房,我和秀秀还有医生谭明明开始忙碌。
隔离病房外的院长及护士长们为我们准备了糕点及水果。我还听到院长陈昕昳说,等下帮两位姑娘准备下洗漱用品及衣物……感动,源自于那微不足道的一瞬间。
到傍晚时,小小的隔离病房有点热闹起来了,省市疾控中心、省内的专家都陆续到来,我们穿着严密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在这个隔离病房内为这位友人留血标本,痰标本,q1h测血糖,监测生命体征。
穿着防护衣真的很闷,很多人一个小时都受不了,有时候连自己的气都喘不上来,还有护目镜戴得都让人模糊视线了,操作起来真的有点困难。
我们在里面等待着,期盼着,希望各项检验结果都是好的。
我们在里面,主任曹公银却一直在病房外陪伴着,直到实验室检查结果出来,排除了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他才舒一口气,默默地离开。
警报解除,当我脱下防护衣的时候,眼眶红了,真想和秀秀相拥一会,原来我们还可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