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列祝贺
书架有天台县志三本：1995年版、2007年版、《天台县简志》。日前又收到新出的清康熙《天台县志》（下简称《康志》）。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眼前木瓜累累，而琼琚安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康志》封二顾问名单有我，寸功乌有，书却已寄来了。乡愁只有以学习来消除。
《康志》装帧大方，内容丰富，生面别开，多属我前所未闻或略有所闻，但又知之不详的历史资料。梁启超说过：近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极重方志，其著作研究正史与研究方志各得其半。我国地大人众，各地自然人文相去甚远。正史都重在国政及其中心地区，未必能深入地方。如无方志相辅，很难全面了解国家社会变迁。
方志重要性，周人已经发现。《周礼》多次提及“掌四方之志”；西晋左思《吴都赋》：“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唐太宗称赞《括地志》：“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清康、雍、乾三朝，曾通令全国：各级政府每六十年须重修方志，以成“佐治之书”。章学诚是乾隆进士，强调志与史关系密切，并非偶然。
古代方志对山川形势、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人才风俗等等变化发展，都起过很大促进作用。它所保存的丰富资料，能为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参考。我县方志办以《天台文献丛书》形式，首推《康志》面世，具有远见卓识：为我县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各方创新，将大有贡献。诚如李书记、徐县长《〈天台文献〉序》所说：“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为地方续文脉。”仅此一举，就已“向世人展现天台文化的无穷魅力”。这难道还不该热烈祝贺吗？
二、天台立县时间
编者序用《康志》观点，称“天台自东汉建邑，而始平不载范史。大约画疆于孙吴，得名于东晋。”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地图上无始平。浙江省测绘局1980年编制、地图出版社出版《浙江省地图册》，文字说明第一句：“天台县始建于三国吴，称始平县，晋太康元年（280）改为始丰县，唐上元二年（675）更名唐兴县，五代后梁又改成新兴县，至吴越时，始称天台县。”
《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史籍、甲骨、钟鼎等编绘，极具权威性。东汉地图及地名表上均不见始平二字。其实《康志》卷十五《杂志》备考已提出：“前志称汉兴平四年置始平县。兴平汉献帝纪年也，止二年，而改建安。”根本没有四年。郭维垣《〈天台县志〉叙》同样怀疑东汉建邑说：“不载范史”。这正是东汉历史地图上没有始平的原因。还在“画疆于孙吴”前加“大约”二字，亦属猜测不定之辞。常识表明：不建邑何用画疆？既画疆如不建邑，何以标识？
《三国志》属范史；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古代是为国之祥瑞。孙权因此改黄龙年号为嘉禾，并行大赦。他称帝于公元222年，始以黄武纪元；229年改元黄龙，三年又改元嘉禾，可见始平建于此前。所以1995年版《天台县志·大事记》首条称我县建于东吴黄武、黄龙间，与《浙江省地图册》说明相符。拙著《天台山文化丛谈》还为此找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为证。此处不赘。在孙权之兄孙策平山越时，孙权尚未主政。孙权主政后，亦未称帝，用的仍是汉献帝年号。《康志》亦有始平建邑于建安年间一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该在黄武之前。但未见范史则是事实。
三、宋《天台图经》为我县县志始
《康志》载宋之瑞《〈天台图经〉序》和邑宰丁大荣《〈天台图经〉后序》，两文感人至深。天台县志始于何时？严格说，始于南宋嘉泰间，即《天台图经》。
宋之瑞，天台三里宋人。他说：“弱冠游太学，先是未尝一登胜迹。或有问者，辄口呿不能对。私窃叹曰：‘司马迁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是邦，曾不能出户庭，少迂杖履，是可嗤矣！’曩岁居忧多暇，与一二释子穷探极诣，不惮茧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栖隐，骚人墨客之所赋咏，断碑残刻，灵踪异状，随笔之纸。归而参以《祥符图经》，所载殊略。盖是时，委官会梓，急于趋就。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户口之繁庶，赋入之增益，与夫人材辈出，区宇创建，自应月异而岁不同矣。于是门分汇次，粗成一编。惟荒诞不经者，削去弗录。姑以便览观而资问答，藏之巾笥有年矣。”
这说明，他自以为，不知道家乡胜迹应被耻笑。因此学司马迁，趁丁忧在家，与几个和尚一起探深访幽、调查研究，还做了笔记；并把所得与200年前的旧《图经》相对照，发现前人记载粗略。删去荒唐不经，补充了新情况，然后分门别类作了整理，妥予保存。他这样做原是准备回答别人提问的。没有想到邑宰丁大荣去访问他，谈起旧《图经》的缺陷，也批评了孙绰《游天台山赋》的缺点。两人很投机，他就把保存的资料拿出来，经过丁大荣补充“近事”，又分别作了序跋，刻版付印。那就是这部《天台图经》。
它应是天台县志之始。理由至少有三：一、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所得；二、与《祥符图经》作了对比，删其荒诞不经部分，继承其可保留部分自在不言中；三、两位主持人都很可信赖。这为什么？
宋之瑞是本地有识之士，有抱负。慕司马迁作为，不怕辛苦，到处调查做笔记。他也有相当历练：当过大理少卿、福建常平提举、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职；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见有相当水平和能力。
丁大荣毗陵人，庆元六年（1200）以奉议郎知县事，主管农桑、公事，在官多惠政：尝除差役之困、斗籴之艰。建公厅坊，修废兴利，民甚德之。又捐俸银刻《天台图经》。《康志》卷三《秩官志·名宦》引言，举四人为楷模，其中有他，评曰：“修举废坠”，堪称“卓卓者矣”！从他所作《后序》中，更能体会到他心存百姓。
由这样两人主持修定的《天台图经》，应被认定是一部比较好的县志。所以宜以南宋《天台图经》为天台县志之始。
四、县令之心与人民生活
《康志》所集旧序，发人深省。尤其值得后人警醒并传承的，是敢于在县志上直言无忌，为民呼号。这就是实事求是，要为百姓说话的正义立场。现在大家谈论天台山文化，几乎处处可听到佛宗道源、唐诗之路、三教融和……很少有人谈及旧县志所包涵的以民为本精神。此番县志办出版天台文献丛书，首推《康志》，并把旧序列于卷首，实在很了不起。这是正在提倡的尊重事实、忠于历史的科学负责态度。
丁大荣南宋官员，在《天台图经》后序中直指“兹邑民瘼有四：一曰乡夫困于差役；二曰居民艰于斗籴；三曰榷酤之额重于他邑；四曰籴本之费抑于郡胥。”他举例说：“今以五邑较之，而黄岩为最大，岁额不过五十余缗。天台户口不及其半，而数倍之。”他指的是榷酤之额，就是官府专卖的收入。他看到百姓岁负太重、“纷集而哀诉”就“动心”；他对于下情无路上达于当权者，以革去这类弊政的状况感到无奈。那时，一个基层官员，能有这分为民着想的情怀，谈何容易！他还敢于用文字直书于县志，更令人尊敬。
在这些旧序中，作于明嘉靖元年的邑令刘俸《〈县志〉后序》特别值得注意。他主持修志是在明正德年间。为它作序的是天台人范吉；他当过直隶宁国知府。范吉认为，志书应“周纪载，备考核，严称述，昭监戒，非寻常文籍比”。他赞扬刘俸到任“甫期月而政通人和，百废俱举……廉仁得民，政绩卓异，舆论也合”。但是刘俸自己在所作后序中，却有待罪之心。这是发人深思的。在编成县志时，别人向他祝贺：“旷古之缺典，子一朝成之，其永有辞哉！”他却怀疑地回答：“鸣呼！其然，岂其然乎？昔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今志之成，知俸者或一二，而罪俸者或千百。俸唯此之惧而何永辞之有哉！”
刘俸这种待罪心理，反映两种思想。一、前有宋之瑞重实地调查研究，丁大荣直指“民瘼”，痛论时政是非所持正义立场的榜样在，因此他希望自己所编县志能如孔子之作《春秋》。二、他又担心这样的县志会遭当时和后来的贪墨腐化分子怨怼，对他说是道非。而且他估计，能理解他的只是极少数，不满于他的会是绝大多数。但是他还是学《春秋》而寄望于未来。在明朝正在走下坡路时，他怀有这种出于民本立场的痛苦心情，很令人同情。
这些序文说明，即使在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正在走下坡路时，基层官员中也不乏好人。他们秉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怀抱民胞物与之心，借县志发出正义呼声。在旧官场中，他们可能是少数，呼声也可能只停留在书面或口头上，所代表的却是中华民族文脉中的正气，儒学的主流。这当是今天重新编印《康志》的重大意义所在：继往圣而扬我天台文脉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