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清泉松间明月，山光鸟性潭影人心。”是民国年间僧人印光为国清寺清心亭所作的楹联。坐在清心亭上，可听山涧的泉声，可见松林的月影。对面的放生池中，鱼儿悠闲地游弋，那是鱼儿的乐国，僧人放生的慈心倒映在池水之中。

　　放生体现了僧人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佛家的告诫，从渔夫手中，或从市场上购买活鱼，将它们放入池中饲养，这种方式的提倡者为智者大师，天台山就有许多智者大师的放螺处，天台山众多寺院都建有放生池。隋朝从天台山至台州各地，就有六十三所放生池，这些放生池不知拯救了多少条生命，这种慈悲放生之举渐渐深入人心。

　　国清寺最初的放生池建于寒拾亭过溪处，称“万工池”，因时常遭遇洪水淹没，民国年间，可兴法师将放生池建于寺内的西边，引山溪水流入池。清心亭上曾有一块《天台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石碑，为僧人印光撰，曹岳申书。描述了民国年间国清寺放生池的佛事活动，“夏秋则清晨月夜，春冬则午后晡前，大众来此朗念佛号，绕池三匝。”

　　在放生池的北边，清心亭之下有一方石碑，刻“鱼乐国”三字，字直刻，为董其昌所书，董其昌（1555——1636）为明书法家，三十四岁中进士，从此平步青云，从翰林院编修，直至礼部尚书。董其昌的书法综合了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

　　立于放生池的“鱼乐国”石刻是一块新碑，为1973年重修国清寺时新刻，石碑高一米六十厘米，宽五十六厘米，原来此处也没有这块石碑。董其昌的“鱼乐国”三字原刻在一行禅师塔碑的反面，一行禅师塔建于国清寺七佛塔旁的山坡上。董其昌的这三个字为何出现在一行禅师塔碑的反面，还真是一个谜。

　　一行为唐高僧，他博览经史，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在唐朝的春雨中，他叩响了国清寺的山门，见到了隐居于此的一位名僧。在他来到国清寺之时，溪水向西而流，故有“一行到此水西流”之说。

　　在寺中，他向名僧学习算术，并讨论天象的诸多问题，解开了他多年来的许多迷惑。秋日，当他离开国清寺时，布袋中的那本《大衍历》已开始撰写了。走过寺门外的七佛塔，看到山坡上樟树成荫，清幽无比，他非常留恋。在他圆寂之后，人们在山坡上建塔，纪念这位僧人。

　　一行禅师塔碑在文革时期被毁，旧碑高3.3米，宽1米。题“一行禅师塔”五字，字径36厘米。左署“剡上戴澳书”，草书，并有二枚方印，上为“戴澳之印”，下为“天官大夫之章”。戴澳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顺天府丞，曾数次游天台山，并撰有《重游天台记》。左旁有楷书多字，在蒋叔南《天台山游记》中，记载了他花二小时洗剔一行塔碑，最终认出部分文字一事，反映了旧碑正面的基本风貌。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石碑的阴面，刻有“鱼乐国”三字，字大小不等。对于这三字《光绪台州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鱼乐国“三字刻在一行禅师碑之阴，‘鱼’字纵二尺，广一尺五寸，‘乐’字纵二尺三寸，广一尺七寸，‘国’字纵一尺八寸，广一尺三寸九分，”署名“董其昌”，并有方印一枚，文为“董氏元宰”，无年月。

　　现一行塔也得以修缮，塔碑书“一行禅师之塔”六字，两旁有一副对联，对一行禅师的一生作了一个总结，“博览经史编著大衍历，弘开密法注释日经疏。”

　　董其昌的“鱼乐国”并没有再现在一行塔的新碑上，立在了放生池边，倒是最合适不过了。